徐玉蘭
在羅馬教廷擔任數項要職，並負責「全球海外華人傳教工作」的彭保祿神父，今年八月間到洛杉磯參加于斌樞機主教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大會，並在安養之家小住數日。
彭神父由於工作性質特殊，幾乎經年四海為家。他責任心又重，從不以自身是客，稍作休息。來到洛杉磯將近一個月的日子裡，彭神父忙著奔波於三籓市、聖荷西、橙縣的各教友團體之間，作彌撒、講避靜、探訪、祝聖、參加讀經分享、講道理，協助團體策劃組織和發展，活動排得滿滿的。有幸能遇到彭神父片刻空閒，聽神父聊一會兒，還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呢！
近年來因為聖職人員的不足，彭保祿神父和大洛杉磯地區的呂吾三神父、張錦泉神父、鄭海康神父、成立了「于斌樞機主教聖召助學金」，正積極推動鼓勵聖召。想到這兒，我一開口，就問了個長問題：「彭神父，我們作教友們的，對於『神父為什麼會當神父？』都很有興趣，您可以從您的聖召開始，談一些有關您的過去和工作嗎？」
一向謙虛和氣的彭神父笑了，他垂目靜默了幾秒鐘，是被話題挑起了一些塵封的往事吧！然後，帶著記憶裡的溫馨和對歲月流逝的感懷，輕輕淡淡地開始述說：
「我做為一個神父的經歷，非常平凡，沒有什麼值得人家知道的]
「小時候，我的家庭算是一個不錯的公教家庭，父母熱心，對神父非常尊敬。我十三歲那年，村裡來了一位新神父，我們家負責全村的一個慶祝會，就在我們家裡舉行。吃飯的時候，新神父握住我的手問我：「喂！你要不要做神父啊？」
我說：「要啊！」
就這樣，以後別人就傳開了，說我將來要做神父。」
彭神父說來輕易平淡，可是當年那句發自十三歲少年，純真、果敢的回應：「要啊！」竟然音色清朗、油然而生地在我心中迴盪不去。多麼大的信德啊！什麼也不問，就這樣接受了！腦海裡，相應著浮起了兩千多年前，瑪利亞領報時的影像。
我貪著繼續聽故事，沒有打斷神父的敘述，他繼續說：
「我進了中學那年，日本剛剛投降，我們教區的修院在一九四六年重開了。不過那年我已經來不及進去，所以我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進修院，參加別人已經過了一年的修院課程。」
（哇！一入修院就跳級，好厲害！神父當年，一定是全A＋級的學生！）
「一轉眼，我進修院至今已經五十一週年了。」神父說道，又繼續回述當年往事。
「一年一年地過去，當時大陸政治混亂，所以我在汕頭唸了一年小修院，轉到梅縣又唸了一年。後來差不多全國都赤化了，我們的教區就把我們送到香港，香港小修院是我唸的第三個小修院，從那時開始，可以說是比較安定了。小修院唸完，後來我還進了香港的大修院。在大修院，我唸到神學第二年，就開始有進會的欲望。剛好那兩年，來修院講避靜的都是方濟會神父，我也在看方濟會會祖的書籍，對他的生平、言行非常嚮往，所以慢慢地我就決定要參加方濟會。」
「那時我還沒唸完神學，因為教區告訴我，如果你唸完神學做了神父，我們就不會准許你進修會。當時他們要求我作個決定；是要留在教區？或者進修會？我想：既然神師覺得進修會為我更好，我就要求准許離開教區、進方濟會初學院。因為當時在東方，中國大陸是進不去了，台灣和香港還沒有初學院，所以他們就把我送到義大利去了。」
「本來修士可以先升神父後才進初學，不過剛好就在那一年，羅馬教廷規定；一個修士，或者是屬於教區，或者是屬於修會，否則不能升神父。我既不屬於教區，又因為還未作初學，也不是方濟會修士，所以就決定先把神學唸完，以後再進初學。初學之後，有小願，但還不能立刻升神父，要發大願後才可以。結果，他們就送我到羅馬繼續深造。」
「在這期間，我們的修會向聖部要求提早核准『寬免三年小願期限』，讓我在一年半後就發大願。結果，在一九六三年四月的一個星期內，也就是四月三日到九日間，我於三日發了大願，隔一天（五日）領五品，再隔一天（七日）領六品，再隔一天（九日）升神父。這算是『速成』的了。不過那時候，我已經三十一歲，不再是小孩子了。」戰亂，流亡使得聖召的路更加長遠艱鉅。回應聖召，要有愈挫愈勇的信德，才能通過這麼多考驗啊！
「升神父的第二年（一九六四年）我考完神學博士，修院送我到美國去唸社會學，拿了碩士學位後，本來應該回新加坡工作，可是他們又把我送到倫敦大學去唸亞洲人類學，拿了個特殊文憑。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回到東方，正式從事神職服務工作。」
「我的第一個傳教站是新加坡。在新加坡，主教委任我三個工作：
當時的南洋大學天主教同學會神師，
新加坡全國的學生青年會神師，
全新加坡家庭社會運動的華文組神師。
我在那裡工作了五年。就在那時，我們方濟會在香港被政府邀請蓋一所中學（中一至中七），是政府津貼學校。修會需要人，所以就把我從新加坡調回去香港。)
說到這裡，記憶裡的往事，使得神父歉然又安慰的笑了。「新加坡的教友捨不得放人，急得直叫，統統跑去找主教，主教說：我也沒辦法啊！我跟他們會長講過，會長說他們需要人啊！」
「一九七二年我開始在香港負責辦學校，做校監同時也兼課。但是因為以前的三個學位都跟教育沒有關係，而且需要做校長，必須有香港的正式教育學位，所以教了一年書，修會又派我到香港大學去唸教育文憑。花了一年時間，邊教邊讀，把教育文憑拿到了」。
（羨慕極了，彭神父唸什麼都特別快！）
「一九七七年，修會又把我調到台灣去幫助省會長推動聖召的工作。可是不到九個月，羅馬就有委任狀，把我調到羅馬去。」
聽到這裡，我忍不住好奇，打了個岔：羅馬怎麼知道您呢？神父也玩笑地回答：「誰知道，大概有情報局提供情報吧！」
「初到羅馬，我負責兩個工作；
在傳信大學任教：亞洲傳教史。
負責傳信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主任：這是專作研究和搜集有關中國當時的資料，協助學生寫博士論文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開始，我也開始主編『中國通訊』季刊，以義大利文、英文、法文三種文字出版，為聖部各個部門及全球研究中國問題中心，提供有關中國社會和教會的一些資料。在這同時，我也擔任過教廷三個部門的顧問工作。」
「一九八一年開始，又接受了新的委任狀，負責『全球海外華人傳教工作』，於是越來越多的時間，用在海外訪問了。」
「為全球海外華人的傳教工作，我在羅馬與聖部、傳信部協調，同時和各不同的教區研究，如果他們教區裡有足夠的華人集中的城市或地區，需要一個華人團體的話，我們將設法替他們找神父，成立組織。一般來說，這種團體的成立，要靠當地教友的要求，教區方面給予支持鼓勵，才能成立。不過很多團體是不需要經過我，自己成立的，我則設法探訪他們。」
「廣泛地說；現在全球特別是東南亞的華人總數約有三千七百萬到四千萬，（不包括香港的六百萬和台灣的兩千多萬），依照當地人口及領洗比例來說，華人教徒可能有一百二十七萬到一百三十萬左右（不包括香港和台灣）有些地方教友很多，例如印度洋區域的模里斯島，一共不到三萬華人，其中兩萬四千多人（80%以上）是天主教徒，但以美國來講就少得太多了，東南亞合起來三千多萬人口，大慨不到七、八十萬教友。過去印支，支那半島、越南、金邊的華人教友，後來都因為移民而減少了。」
彭神父可以談一點工作上的甘苦嗎？
「這份工作比較特別，走遍全球，遇到這麼多團體。不可否認的，每個團體都有一些問題；或是人事問題、或是經濟問題、組織問題、人才問題；你當然會感同身受，希望能夠一起解決這些問題。然而問題又不是你要解決就可以解決的。由這個角度看，就好像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我什麼時候不是跟你們同憂同喜？這是免不了的一種挑戰、打擊。不過，感謝天主，我相信天主給我的安慰，遠比給我的打擊、試探更多。」
「看見各團體同心合力的發展他們的信仰團體，有的地方進步很快，我們常以加拿大多倫多北部史嘉堡的團體為例，在短短的十一年間，從不到三百個登記的教友團體，到今天九千多人，這真是最大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知道整個團體大家都在努力。再進一步說，就是他們團體裡面很多熱心的教友，他們真是廢寢忘食，為教會作出各種奉獻，各種服務，真是令人感動，給人很好的榜樣。」
「每一個教區的堂區神父們與主教給我們的支持，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比方說；溫哥華、芝加哥、紐約、洛杉磯，我現在還要替芝加哥找一位中國神父，新的樞機主教已兩次給我傳真，叫我替他找人，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事，好像羅蘭崗教堂的主任神父紀理恩（Msgr M.Killeen）蒙席，真是對我們關愛備至。」
「在私人方面，我身受各地教友對一個來訪的神父的尊敬、招待、友誼，真使得自己風塵僕僕之苦，一下子就忘掉了。能在教會中與長輩和兄弟姐妹們相聚，大家來互相分享他們的信仰；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給他們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我常常感覺到付出得太少，收穫得太多，這也使我不停地提醒、激勵自己，要更努力地負起責任，做好這個工作。」
彭神父經年這樣奔波，身體還好嗎？
「根據昨天為我的坐骨神經痛作針灸的醫師說，我的身體大體上還好。這個工作比較需要身體的格外適應；有一次，在三個月份裡，我往返於「四個冬天，五個夏季」的幾個地區，身體上真是不太好受。」
彭保祿神父繼洛杉磯之行，於九月十一日搭機飛往日本、東京。五天後再到新加坡，出席九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舉行的「世界華語聖經研討會」。新加坡的教友們，有此機會再與彭神父相聚，一定很高興！此行，彭神父將於十月二日才回到羅馬。
讓我們常在祈禱中，祈求天主特別護佑我們的神師。也多遣送聖神，啟示給更多的智慧勇敢的青年，慷慨回應聖召，讓「海外華人傳教工作」在大家的同心努力下，蓬勃發展。
摘錄自第一期「傳信與關懷」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