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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文化如同血與水,在人生當中是不可分的。這幾年來不僅是華人有許多宗教組織的建立,其他的各個少數族裔也不例外,都有以他們的母語為主的組織和宗教活動。雖然當代來自東方的北美第三波移民,人數大受限制,沒有像十九世紀來自歐洲的那麼多,但是相同的,東方人也把自己的信仰帶來了。即使基督宗教本來是歐洲人傳去的,現在卻難於脫離東方的母語。那些在城中區的老教堂,當年也都是各種歐洲族裔所蓋的,也曾經用他們自己的母語宣道和祭祀。語言是表達人們對真理之領會的工具。它必須能直接的,令人滿意的,傳達內心深處的感受。

神師的話


彭保祿神父


一〉公元一世紀的聖多默宗徒;二〉第七世紀的景教;三〉第十三世紀的方濟會士;四〉第十六世紀的耶穌會士和五〉一八四零年代,通過所謂的“不平等條約”,天主教傳教士的重返和基督教的蒞臨中國及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關於聖多默宗徒到訪中國的傳說,指他在印度傳教的時候到訪了中國。這恐怕只是傳說而已。因為沒有任何歷史文件可以證明。

二、公元一六二五年,耶穌會士在西安挖掘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證明景教在中國傳教的努力以及他們所傳聖道的正確性。

三、公元一二九四年,第一位天主教傳教士,方濟會士真福若望‧蒙高維諾神父奉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抵達元朝首都汗巴力,即今天的北京,開始了共約七十年蓬勃的福傳時代。期間總共有二十七位主教及二零七位神父及會士被派前往中國。但其中只有五位主教及約一百五十位神父及會士到任,其他多數在途中病逝,少數折回或轉往他處。一三六八年元朝滅亡,明朝興起,傳教工作開始走下坡。當時歐洲的瘟疫造成不少傷亡,而回教的興盛也控制了中東,阻礙了歐亞的通道。當時方濟會已創立了兩個教區,一在汗巴力,另在福建的泉州。一三一三年蒙高維諾被祝聖為汗巴力的總主教。教宗克來孟五世委任他為東方的宗主教,好像教宗本人是西方的宗主教一樣。

四、公元一五五二年聖方濟‧沙勿略,在企圖進入中國的時候,因瘧疾在中國門口的上川島逝世。三十一年後,即一五八三年。利瑪竇和他的同伴羅明堅獲准從澳門進入中國肇慶,開始了另一次成績輝煌的福傳工作。他們以科學、天文學、文字、水利工程,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為依据。据說利瑪竇在澳門居留期間已將四書五經精心研習,背誦得滾瓜爛熟,故能與中國文人學士對答如流。利氏終於能在一六零一年獲准抵達北京,並立即與士大夫結交,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將當時的宰相徐光啟歸化,勸他領洗進教,這樣給予教會莫大的聲望和影響。很可惜,稍後,不同派系的傳教士們,因為敬天祭祖問題,起了爭執,造成紛亂。到此,素來對傳教士很有好感的康熙皇帝始終認為傳教士還不能完全瞭解中國的文化和傳統,故請他們離開中國,又一次前途無量的中國傳教事業再受到嚴重的打擊,只剩下部分傳教士留在中國,做一點地下傳教工作。康熙以後,雍正和不少地方官僚都先後迫害傳教士,發動教難,殺害信徒。

五、天主教進入中國的最後嘗試,是與基督教不少其它教派在八國聯軍趁滿清無能訂立了不平等條約之後進入的。天主教在宣講福音之餘,儘量推行各種慈善事業,醫療服務以及教育;但在一九四九年中國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少運動相繼成立,其中包含大躍進、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所謂的“四人幫”,使中國的天主教會遭遇到最大的浩劫,包括兩千七百多傳教士被監禁或被殺害。當時中共政權充公了絕大部分的教堂和傳教站。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下半年,鄧小平東山再起,再次出任國家總理,在國內重伸實行宗教自由政策為止。所以在一九八零年早期,政府開始為教會重蓋,修補和歸還了絕大部分的教產。因為政府的重大壓力,在一九五二年,基督教一些教派便開始成立三自運動,而在一九五七年,數位天主教神父也開始組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並在次年與天主教中心梵蒂岡對抗,違反天主教任命和祝聖主教的法律,自選自聖了兩位主教。在一九四八年的官方數字裡,天主教徒有三百二十七萬五千左右,而中國人口是五億五千萬左右。今天比較保守的估計,天主教徒約在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萬左右,而中國人口則在十三億以上。

(參考資料:顧保谷神父著,中國天主教大事年表,台灣一九七零年十二月;韓承良神父著,方濟會士在中國,台灣-香港一九九四年一月)